在不合理的封控措施终于无以为继，而另一极端的灾难开始显现自身的当下，「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了近期宣传机器的主要口号。这一「共产中文」早在2018年 （或更早）就已经出现，该评论文章的第一段是：

“北京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2020年和2030年分别达到40%和45%”，这是《“健康北京2030”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提高健康素养水平，被国际公认为是维持全民健康的最经济有效的策略。具备基本健康素养水平者，既能掌握基本健康防病知识，知道如何开展自我健康管理，也能在面对各种相关讯息时不信谣、不传谣，采取正确应对措施。这对个体和社会，都有重大意义。

所有在共产中文语境下成长起来的人，对这样的开篇都不会感到陌生。 宣传机器总是首先以这样的句式发动：为了某个伟大的目标，我们决定采取某个措施。

（与之相比，西方腐化无能的政府则是：面对某个特殊的状况，我们决定采取某个措施。 于是阿甘本认为，政府为了谋权，会故意制造和延长这种「例外状态」。）

尽管这个目标是基于某个现实情况而制定的——比如是为了应对疫情的爆发——但这种反应举措一旦施行，就必须上升成为一个伟大目标，从实际情况抽象出来获得独立存在。

在其中有一种倒置，仿佛这个伟大目标是「自在自为」的，而现实生活、实际情况只不过是这个伟大目标的材料、棋子，必须在这个伟大目标的指导下，才能获得意义。社会主义的目标是独立于每个个体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占据的是真理的位置，而一旦它占据了这个位置，它就要求具体的人为之牺牲。

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总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与文中声称的「成为自己身体的主人」相反，「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对自己身体的丧失。福柯较早地说明了这种状况：权力不再是否定性的，而是肯定性的；治理不仅仅是针对个人的，而且关注人口层面的公共卫生、性欲、出生率等要素；健康、生命、人口等成为政治对象。

卡尔·洛维特则是第一个把极权主义国家的基本特性定义为「生命的政治化」的人。 生命的政治化就意味着赤裸生命的诞生。

赤裸生命标记着人的行动的一个界限性领域。这个领域，就是至高决断的领域，它在例外状态中悬置法律，因而在其之内包含了赤裸生命。（117-118）神圣人、神圣生命或赤裸生命，就是被捕获在至高决断领域中的人。在阿甘本看来，神圣人的最佳例子就是二战中法西斯集中营中的囚徒。

阿甘本将集中营发明为当代权力状况的「范例」，因为他是一个后奥斯维辛的欧洲哲学家。他的说法让欧洲的老学究们觉得石破天惊，但无数维吾尔人和中国人此刻就生活在事实上的集中营。

不仅你的身体健康（在当下具体指标是因新冠病毒导致的重症和死亡）是政府控制的一部分，「第一责任人」意味着你要自觉控制自己，以实现政府对你的控制。

在严格的防控措施下，你如果得了新冠，虽然根本原因是你没有遵守「非必要」的精神，但政府作为管教不严的慈父，仍然愿意为你承担责任，免费将你送进集中营。

但在所谓的「放开」后，你要是因为阳了而重症/死亡，那首先全部责任在于你自己，政府没有责任为你提供任何帮助；其次，你还对损害了政府的伟大目标负有责任，你作为防疫数据的一份子，由于自身的不检点，抹黑了政府防疫的成就。

同时他们早就警告过你，不能用后三十年（改革开放）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

政策的彻底颠倒不仅不构成相互否定，反而是可以相互合理化的。我们不妨代入当下的语境：他们可以用前三年的封控来合理第四年的躺平（病毒已经减弱，封控得不偿失），又随时可以用第四年来合理前三年（看吧！一旦放开就会造成多大的灾难，更何况前三年的病毒更致命。）

生命的政治化必然对应着死亡的政治化。

这就是为什么三年前李文亮不能死，也是为什么现在华西的研究生不能死，他们必须毫无尊严地，被维持着某种体征，以延迟/掩饰自身的死亡，尽管这种体征对于真正的生命来说毫无意义。

阿甘本在《神圣人》中提到医学中被称为「过度昏迷」的状态，即通过生命维持技术，使心肌收缩，心脏血液循环，但生命功能没有恢复的可能性。

阿甘本如果看到中国三年来发生的荒谬事，或许会获得一种残忍的成就感，因为他所写的寓言在中国轮番上演。

在这里成问题的是对死亡的定义。 确认死亡的任务通常由医生完成，而医生的判断依据的是传统惯例：心脏停跳和呼吸停止。过度昏迷使得这一判断出现模糊的空间。以习惯法的精神，医生可以凭借经验判定此人的死亡，但如果惯例成为定义，就可以为政治所操纵。

阿甘本称过度昏迷是一个无可确定的地带，其中「生命」和「死亡」不再是科学概念，而是政治概念。因此，这一黑暗地带无异于赤裸生命所居住的例外空间。（220）

过度昏迷者/人工存活者徘徊在生命与死亡之间，他们所在的病房是一个真正的例外空间，其中一种完全受人及其技术所控制的纯粹的赤裸生命首次出现。

这是李文亮和华西研究生在领导的政治决定之前的最后状态，也是每一个中国沦陷区住民的长久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