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2

积极生活：劳动、工作和行动。

何谓积极？三者都对应于人在地球上生活的基本境况：

a.劳动-对应-身体的生物过程

b.工作-对应-存在的非自然性。人的存在不能由生物性定义。工作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自然环境的人造事物世界。人居住于世界中，而世界注定超越人的有限性存在。

c.行动-对应-复数性的人之境况，不以事物为中介，直接在人们之间进行。因此，是政治生活特有的（必要充分）条件。在罗马语中，活着=在人们中间；死去=不再在人们中间。

2

a.劳动确保了个体生存和生命延续

b.工作及其产物（人造物），为有死者生活的空虚和生命的短促易逝赋予持久长存的尺度。

c.行动致力于创建和维护政治体（political body），为记忆和历史创造了条件。

3

人的境况不仅包括那些给予人生命的处境。人是被处境规定的存在者，任何事物一旦与人接触，立刻变成了他们下一步存在的处境。这包括自然处境，也包括人造物构成的处境。

世界的客观性和人之境况互为补充。

5-6

积极生活的原初意义：一种致力于公共政治事务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区分自由人的三种生活方式：享乐生活、政治生活和思辨生活。

但是他说的自由，是从生存必需性摆脱出来，排除了维生活动。这体现了奴隶制的社会状况。

自由人的三种生活方式共通点是，它们都关注「美」：

享乐生活消费美；政治生活产生美的行为；思辨生活探索和沉思永恒的美。

亚里士多德认为，劳动和工作不够有尊严，不足以构成完整意义上的生活。因为，劳动服务于必需，工作服务于实用。政治生活则不受必需性的束缚，而是出于自由而选择的政治组织形式。（与之相比，暴君的生活就非自由的，而是必要的。）

6-12

随着城邦的消失，积极生活不再特定于政治生活，开始意指所有致力于此世之物的活动。 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和工作上升到和行动（政治生活）同等的尊严地位。而是，行动下沉到生活必需性的层次，沉思成为了唯一自由的生活方式。

在古代人将自由定义为摆脱生命必需性之后，古典哲学家们进一步将政治活动也从中剥离。后来基督教宣扬的，从一切尘世事务中解脱出来的自由，正是以古典时代哲学的非政治化思想为起源和先导的。

沉思相对于活动的优先性基于这样的信念：任何人为事物，在美与真上能与自然宇宙相比，后者永恒不变地在自身中运转。每一种运动都必须在真理面前止步，而真理只在沉寂中显露自身。 如此一来，积极生活就成为了沉思生活的派生。这一秩序，则是由形而上学思想和基督教信仰共同确立的。

这种传统秩序，经过了现代的颠覆，仅仅是被倒置了，其概念框架完好无损。现代颠覆共享了传统秩序的假定：有一种主要的人类关切（囊括一切的原则）支配着人的全部活动。

而阿伦特的预设是，人类各活动的关切是不同的，其它关切和沉思生活具有同等地位。

人类的有死性使其追求不朽，罗马的覆灭使人不再相信作品能够不朽，基督教的兴起将永恒存在赋予个体生命，二者之结合，使得任何对尘世不朽的追求失去意义。然而，追求不朽，曾经是积极生活的源泉和核心。

第二章

14

积极生活，意指人积极投身于做事情的生活，因此总是扎根于人与人造物的世界当中。

物与人共同组成人的活动的环境。其中，行动在人类社会之外是不可想象的，依赖于他人的持续在场，野兽或神都不能行动。（荷马史诗的诸神之所以能行动，是因为他们参与了人的事务，进入了人的场景。）

15

人的存在与行动合一，这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人是政治的动物」又被翻译为「社会动物」。阿伦特发现，「社会」一词对「政治」一词的无意识替代，暴露出了人们已经丧失了希腊原初对政治的理解。

此话怎讲？

在希腊人看来，社会（人的自然联结）并不是人的本质特征，而只是生物性的必然限制。

人结成政治组织的能力（城邦的建立）不仅不同于家庭为中心的自然联合，甚至与之直接对立。 在此体现的是私有vs共有，私人生活vs政治生活的两种存在秩序之对立。

16

行动（praxis）和言说（lexis）构成了政治生活。

言说和行动是同一层次，同时发生，同等重要的。政治行动以言说进行，在恰当的时刻找到恰当的言 辞本身就是行动。

在城邦经验及其产生的政治哲学中，行动和言说开始分离。政治的中心从行动转向言说：城邦生活取决于说服而非强迫。与之相对的，家庭生活中家长的专制权力统治，被看作是前政治的，用于对付城邦外的。

17

因此，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人是政治的存在」，与家庭的自然联系截然对立。

要理解这一点，还需补充第二个著名定义：人是「能言说的存在」。

和上述「政治=社会」的无意识替换一样，「言说」和「理性」的替换造成了根本的误解。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定义表达的是城邦关于人和政治生活方式的通行意见。按照这种意见，城邦外的人（奴隶、野蛮人），是「无言」的，这不是说他们不是不能「说话」，而是说他们丧失了一种生活方式，在其中，言说可以获得意义，所有公民关心的是彼此交谈。

18

现代社会的出现，使这种公共vs私人，城邦vs家庭的自明的区分变得混乱了。

人民组织和政治共同体仿照家庭的形象建立，如同一个巨型的家务管理机构，暗示了一种「集体家政」，将众多家庭组织成一个超级家庭，亦即「社会」，其政治组织形式即「国家」。

19

在古希腊的区分中，家庭=必需性的、不平等的空间；城邦=自由的、平等的空间。

必然性是前政治的、私人家庭组织的，强力和暴力只有在私人领域才是正当的，他们是征服必然性和获得自由的手段，因此对于自由来说，这一要素既是构成的，亦是排除的。

20

城邦区别于家庭之处在于，唯有城邦知道「平等者」，而家庭是不平等的场所。

这种平等以不平等者的存在和排除为前提，而后者事实上总是占多数。

平等是自由的本质：成为自由的意味着摆脱统治者关系上的不平等，进入一个没有统治也没有被统治的空间。

21-22

回看中世纪，私人vs公共的对立转化为俗世vs宗教的对立。世俗领域=私人领域，其标志是一切活动都纳入家庭场所中，真正的公共领域荡然无存。

私人领域的扩张，把所有人类活动都纳入其中，以家庭（庇护）为模式塑造所有人类关系，最终发展出中世纪特有的职业团体：行会、工会甚至商业公司（公司=「吃同一块面包的人们」），法律和正义在其中得到应用。

反倒是马基雅维利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古代赋予政治的尊严，强调从私人跨越到王室，从下等到上等的勇气和德性。

24

在现代世界，社会与政治难解难分了，政治沦为社会的功能，家务和公共事务彼此融入。私人利益获得了公共重要性。

希腊人将隐私等同于愚蠢，罗马人将隐私看作是摆脱共和国事务的暂时庇护所。

在古代人的感情中，隐私（privacy）本质上意味着被剥夺了某种东西，这种东西甚至可以说是人的能力中最高级的。一个人如果过着一种纯粹的私人生活，与奴隶和野蛮人无异——在这里，隐私对应的是政治。

现代人谈隐私，不再有剥夺的意涵，这是因为现代个人主义的发展使得私人空间极大丰富——现代人的隐私，对应的是社会，而非政治。

区别正是在这里产生的，古人不知社会为何物，对于他们来说，我们所说的「社会领域」也是私人领域的事务——他们把贸易和制造业都交给了外邦人来经营。

25-26

卢梭和浪漫派所体现的，正是以亲密关系、本真性反叛社会削平一切的要求和顺从主义。

社会像一个大家庭，要求其成员只能有一种意见、利益和行动。

社会兴起和家庭衰弱的同时性，表明家庭单位以及被吸收到相应的社会团体中了。

这一团体成员之间的平等，既非同侪之间的平等，也非家长专制权力下的平等。 相同的利益和全体一致的意见以纯粹数量的方式起作用，其自然强力废除了代表共同利益和正当意见的一个人的实际统治。

于是，一人君主统治转变为一种无人统治（典型如官僚制）。无人统治有时会演变为比一人统治更残酷的专制形式。

26

社会排除了行动的可能性。

社会期待的不是成员的行动，而是其行为（behavior）。社会施加无数规则，使成员「规范化」，排除任何自发行动或特立独行。（例如卢梭笔下的上流沙龙）（拉康称之为「大他者」）

27

现代的平等以内在于社会的顺从主义为基础，并且只有在行为替代行动成为人类关系的首要模式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

这种平等不同于古希腊的平等，后者是少数人的特权，而在这些平等者所构成的公共领域——城邦——之间，则弥漫着争胜精神，每个人都想将自己与他人区分开，以独异的成就证明自己是最优秀的。换言之，公共领域是卓越个性展露的场所，是一个人显示自己真正是谁，如何不可替代的地方。

顺从主义的、行为的而非行动的社会平等，是经济学的、统计学的平等。它预设了每个人都是社会性存在，并全体一致地遵循某种行为模式，任何不遵守规则的人都是反社会、反常的。其中，人成为了样本性的存在。

行动、事件在这种统计学中仅显现为偏差、波动和偶然性。而历史的意义往往正是在这些少数照亮它的事件中显现自身。

同时，统计学只在处理大数目时完美地有效，在政治上，这意味着任何给定政治体的人口越多，构成公共领域的东西就越是社会性的而非政治性的。希腊人认为，人越多，就越容易导向专制。

29

社会的彻底胜利总会总会导致某种类型的「共产主义虚构」，就像自由主义者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可以实现「利益和谐」——存在一种社会整体的利益，作为看不见的手引导人们的行为，把他们相互冲突的利益引向和谐，一如上述的「无人统治」。

30

通过社会的渠道，生命过程本身，被以各样的方式导入了公共领域。在社会中，人们围绕着生命所必需的活动组织起来，生计活动获得公共重要性。从而，生命过程的单调循环被解放出来，迅猛发展，在短短数世纪彻底改变了我们居住的世界。

但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公共领域的卓越不再可能。

31-36

「公共」，意味着两个内在联系紧密而又不完全一致的现象：

一、所有公共场合的东西，能被所有人看到听到，具有公开性。显现构成着实在，这意味着去私人化和去个人化，在那里，事物走出被遮蔽的存在之黑暗并一展其貌。当然，私人领域也很重要：爱、个人乐趣。但二者不能混淆。

二、世界对我们所有人是共同的，世界在人们之间（in-between），我们在其中既是联系的，又是分别的。同时，如果世界要包含一个公共领域，就必需超越有死者的生命。如果没有这种潜在的向尘世不朽的超越，就没有政治，也就没有共同世界和公共领域。同时，这种世界是共同的、开放的，这使它不同于古希腊（排除了奴隶）和基督教（个人灵魂的拯救）的模式。

公共领域的实在性依赖于无数视角和方面的同时在场，在其中，一个公共世界自行呈现。 每个人有不同立场、视角，但总是关注同一对象。

39

反面例子如暴政（任何人不能与他人取得一致的孤独），如歇斯底里（每个人都做出一样的行为，复制、传播彼此的观点）。在这两种情况下，人都是彻底私人化的，因为他们既被剥夺了观看和倾听他人的机会，也被剥夺了被他人观看和倾听的机会，完全囚禁于在自己单一经验的主观性中，即使这种相同经验被复制 无数次，也无法改变其单一性的特征。

39-40

过一种完全私人的生活，首先意味着被剥夺了对一种真正人的生活来说本质重要的东西:被剥夺了从被他人看到和听到中产生的实在性;被剥夺了一种在一个共同事物世界的媒介下形成的，使人们彼此既联系又分离的「客观」关系;被剥夺了嬴得某种比生命本身更长久的事物的机会。

大众社会不仅破坏了公共领域，而且破坏了私人领域，不仅剥夺了人在世界中的位置，而且剥夺了他们私人的家庭。

罗马人杰出的政治感觉使他们理解，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只有以共存的形式才能存在。

41

私人和公共之间的深刻关联，其最基本的层面体现在私人财产。

财产不等于财富。所有文明都建立在私有财产神圣性的观念之上，而财富，无论是私人拥有的还是公共分配的，从来都不是神圣的。 财产是公共领域的注册资格。在起源上，意味着一个人在世界的特定部分内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从而属于一个政治体，也就是说，作为一家之长，和其他家长一起 组成了公共领域。

43-44

拥有财产意味着他成为了他自己生活必需品的主人，从而潜在地成为了一个自由人，能自由地超越他自己的生命和进入一个为所有人所共享的世界。如果财产所有者宁愿扩大他的财产也不愿用它去过一种政治生活的话，那么他就是宁愿牺牲他的自由，甘愿成为违背自身意志的奴隶，为必然性所奴役。

相反，个人的财富占有活动与积累的社会化过程一样，终究不会尊重私人财产。 因此，主张任何意义上的私有都会妨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应当排除对私人所有权的考虑以促进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看法，其实不是卡尔·马克思的独创，而恰恰存在于这个社会的本性当中。

社会，在它首次进入公共领域时，伪装成一个财产所有人的组织，这些财产所有人不是因为富裕了要求进入公共领域，而是因为他们需要公共领域的保护以便积累更多财富。财富是从前被贬入家庭私人领域的活动的产物，一旦允许它占领公共领域，私人所有物就开始削弱世界的持久性。

45

私域和公域之区别消失，最终会一起融入社会领域。（公共领域的消失是因为它变成了私人领域的一种功能，私人领域的消失是因为它变成了唯一所剩的为人们共同关心的东西。）

现代财产失去了它的世界性特征（一个人在世界上属千自己的、实实在在的位置。）而定位于人自身（马克思的劳动力）。

私生活的消除产生了两种威胁：

1、模糊了自由与必然的界限。

2、失去了私生活的幽暗深度。

48

「私人」和「公共」这两个词的最基本意义表示有些东西需要隐藏，另外一些东西需要公开展示，否则它们都无法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