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户齐民意味着脱离封建，成为国君治下的的平等人民。但这里的平等与当代的价值内涵不可同日而语，其目的有效掌握人力资源，以供国家役使。从名籍到户籍，从家长到全民，只记录个人的名籍和全家男女皆录、老幼靡遗的户籍制度最大的差别在于，户籍取代了古往族群连系而成为统治者动员人力的主要凭借，从而彻底控制人力，征取徭役。就内部而言，其原因有统治阶级内部的自动分化，大宗沦落为小宗；就外部压力而言，则在于列国封建秩序之紊乱，国君公民与贵族领民区别之消失，以及国野界限之泯灭。春秋二百余年，少数贵族的扩张甚至最终取代国君，更多的贵族则渐次沦亡，这两种因素综合起来，最终促使封国内分属国君与不同贵族之人民的身份逐渐整齐划一。

如雷海宗在《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所指出的，理解兵制对于理解中国尤其重要。列国争雄，扩大征兵， 兵役者从城邦时代国人之正卒扩大到所有的农民， 从有限制、有条件的征兵扩大到全民皆兵。在扩大征兵的过程中，连带出现新的兵制和新的战术，具体而言就是战争的主体从战车体系转变为步兵体系，从封建武士转变为徒兵军队。徒兵的增加既促进齐民阶层之出现，也提高齐民在军队组织的重要地位，这就必然导向以歼灭为主要目标的战争形态与「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战争结局。

行政制度的变化同样与兵制息息相关。所谓「郡县」，县以「悬」解，因其地与中央政府统治之地不相接壤，如以线系悬于于国都，多为小邦国都或贵族都邑被征服或没收，而成为大国国君的直属。郡者群也，人所群聚谓之郡，郡始初多从边疆军事区设起。秦征服六国之间不断设郡，最终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行政系统和军队密切配合，行政系统有一户，军队组织有一丁。战时乡里之民为兵，乡里长官为各级首长。军政一体、兵农不分，虽古已有之，但必自编户齐民出现，才真正全民皆兵，而此时地方行政系统也渐成。封建制到郡县制转型之际，军政长官亦兼民政首长，具有文武双重身份（军政一体本是封建时代传统，封建贵族皆文武全才。过渡期的军政一体因袭于此，但本质性已悄然转变。）

随着兵源之扩充，军队的什伍制也逐渐渗入闾里行政组织中。战国以降，平民编伍大体以居宅为基准，举凡编户之民都被制入伍制。 闾里制伍之后，聚落的人群结构发生很大的改变。古代里邑合族聚居，形成休戚与共的一体感，可以称作「共同体」。闾里本是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赒、相宾的小共同体，什伍制一旦形成，则成为一个相伺、相料、相察的冷酷社会。人民不流亡，赋税徭役的来源稳定，统治者则高枕无忧，此之谓「为国之本」。

在土地制度层面，耕者对其耕地之权属与「编户齐民」的形成同步（自然也与「全民皆兵」同步），土地的私有权逐渐确立，以此法权基础，中国传统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才获得发展的温床。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转变过程中，政府权利日益扩张，封建贵族纷纷崩溃，编户齐民逐渐出现。这些世变自春秋中晚期以下愈演愈烈，二农民所受之田则逐渐具备类似于封建贵族土地的法权。在新受田制中，耕者对于他的田地是有名分的。政府控制土地和人民，于是征租税、差徭役、调兵丁；人民直接向政府负责，尽粟米、布帛、力役之征的义务。 凡国家公民身份齐等，编入户籍，同时名田，土地私有，自然会在买卖、兼并中改易地主，因此到了秦朝田籍须大加整顿，全国人民申报田地，意味着人民土地私有制在法权上完全确立。人民可以私有土地，才有意愿精耕细作，这构成了中国传统两千年社会的农业基本形态。

在封建城邦，人群以「族」的形式聚集。「族」，旗下一矢之形。不同领主的领民或行政地区的人口分别在所属旗下，以旗表示他们的集团。远古时代一群人共同打猎作战，弓箭为武器，旌旗为象征，这样一群人就是一「族」，因此，「族者，聚也。」社群日益扩大，对外战争日趋频繁，族群交往复杂，社群成员结构不但渗杂了非血缘成分，同血缘者产生贫富贵贱分化，这时领袖阶层的人便采用另一标识来表示其特殊身份，这就是「姓」。「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建德即立诸侯，成为诸侯于是有姓，所以姓是统治阶级的专利品，是人为而不是天生的产物。远古之姓，与父母无涉，是特殊身份的表征， 其基础在「德」，也就是建立在所领有的土地、人民基础之上，没有统治的土地人民就没有姓。城邦增长，姓并未无穷繁衍，这是因为「氏」与土地人民的关系逐渐比姓更为密切，而相对的，姓的血缘意义日趋增长，于是就形成了「女子有姓，男子有氏」的制度。封建男子称氏不称姓，古姓只有区别婚姻之作用，因此逐渐式微。春秋以后，贵族名氏之途多端，也不必经天子诸侯批准，命氏制度趋于泛滥，成为编户齐民普遍有姓的前奏。礼崩乐坏、贵族没落，以至郡县取代分封，使命氏制度亦失去意义，姓氏逐渐合一。姓氏普及之初，姓的血缘意义仍不强烈，不过姓氏既经选择，则趋于稳定，尤其在国家户籍登录后，不宜轻易改变，姓的血缘意义于是滋生茁长。因此，不论地方行政组织如何细密，统治技能如何有效，基层社会秩序仍然有多仰赖姓氏-血缘族群。

西周的聚落并不单靠血缘联系，战国以来人口流动，迁徙无常，则更是如此。聚落成员经常改变，但靠着聚落共同体的完整性，再配合什伍制，把新旧成员凝聚在一起，纳入共同体的轨道。一方面聚落变质了， 任何人皆纳入什伍编制 中，抹除新旧成分，有才能之人能够脱颖而出。另一方聚落仍有古风，里邑独立完整性并未消失。春秋以前零散的聚落经过整顿，造成郡县乡里的行政体系后，已为中央政府权力下达地方，铺好畅通的管道。然而中央的实际力量只达到县一层，县以下的乡里凝聚性仍相当强韧，它们自成为完整的有机体。这种特性在春秋前可以作为贵族分治的基础，在战国则成为地方豪杰的温床。汉朝统治者正是巧妙地利用这一特性，褒扬父老，压制少年，以达到维护现实政治秩序的目的。

社会变化，户籍整编，身份齐整，兵源扩充，军制革新，行政系统建立，土地私有权普及，结集历来的改制而成完整的新典，毋宁是水到渠成而且必要之事。「法」「刑」皆为封建城邦已有之物，但彼时的「法」泛指国家制度，近于所谓的「礼」，而非狭义的法律，举凡封建城邦时代的政治结构、军政措施、贵族礼仪、平民农事无不含盖在「法」的范围内。所以法也叫作「制度」或「法度」。与后世法律之法比较相似者反倒是「刑」。然封建时期「刑」的义涵亦甚广，大到动用武力都可以叫作「刑」。封建断狱，近古之典可用，远古之典亦可用；本国旧事可引，外国之法亦可征。究其成分，大概不外「遗训」和「故实」两方面。封建「刑」「法」可分清楚，战国以后，法度之「法」的古典意义逐渐消失，刑罚之「法」的后世意义逐渐普及，又称「法禁」。法遂成刑罚的依据，刑变成法的手段。编户齐民既成国家政权新基础，也开始具备新的法律地位。刑典不再是贵族可以自由裁量的刑书，也不再特别优待礼遇贵族。新形式的法律不但反映了新的政治社会秩序，也作为新秩序的依据，反过来规范、指导政治社会的发展。封建已有刑书，但刑书掌握在统治贵族手中，未曾公布，不让人民知道法律内容。因此，战国铸刑书的重要意义在于法典之公布，而不在于制订。这是因为春秋晚期仗要靠编户齐民来打，财税要靠他们来缴，政权要靠他们来支持。为政者必须颁布刑书，公开承认人民的法律地位，而不再像封建时代那样，将他们排除外。从刑罚的类型来看，则有从肉刑到徒刑的转变趋势，这同样是由于中央政府进一步征用编户齐民的无偿劳力的结果。

商鞅变法企图改造的社会是家家归农，人人奋战的社会。民志能「朴」且「重」，一辈子唯政府之令是听，别无见闻，这是中央集权政府最好统治的社会基础。 相反的，如果人民舍本而事末，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则产约轻徙有远志，好智而多诈。总之，不是「静业一俗」的顺民。商君理想的社会以耕战合一的小农为骨干和基础，禁止贩卖剩余生产，没有杂技声色之耳目娱乐，没有酒肉美味的口腹嗜欲。上山不可狩猎，入泽不可捕鱼，重刑，连坐，不得擅自迁徙，既无知识，又不尊贵学问，性情不躁欲，心志不旁骛，人生目的只知出战入耕，不知其他。耕战合一的编户齐民始兴于山东，而收成于西秦，让深具戎狄性的秦人统一了天下，其关键在于严格的军功授爵制度。

编户齐民之诞生是列国竞相扩大征兵的结果，齐民与战争如影随形。战国早期，为了巩固政权基础，强化力量，小农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免于超额剥削，但自战国中期以后，由于战争规模扩张，人力动员更加庞大，兵卒伤亡益发惨烈，破坏物质，阻碍生产，每下愈况，编户齐民终于在绵延不断的战乱和永无止境的赋役中逐渐崩溃。此外，战费的增加，使税率不断提高。齐民在横征暴敛下，很少能够幸免苟全。人民不敢营筑屋室，不敢生育子女，不敢饲养家畜，养生固不欢，送死亦有憾。